媒介技术：一种“长时段”的教育史研究框架

关键词：媒介技术;教育史;社会传播图景;交易成本

　　作者简介：郭文革，女，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借鉴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梅罗维茨的“新场景”理论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把媒介技术看作一种“长时段”结构变量，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史研究框架。这个“长时段”的教育史研究框架，打破了传统教育史的静态史观，把人类教育实践放置在口传时代、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5种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下，分析“社会传播图景”的变化，以及对知识生产和教育教学带来的变革。该框架为建构大数据时代立体、动态、多层次、全维度的“数字教育史”新研究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关 键 词：长时段 媒介技术 教育史 社会传播图景 交易成本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6年度国家一般课题“通过数字化阅读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编号：BCA160056)。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8)9-0003-13

　　一、印刷技术与19世纪初中英两国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

　　1812年，伦敦传道会派遣米怜到中国传道，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印刷中文版《圣经》。当时，英国已经普遍采用活字印刷，但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家活字印刷厂——中国仍然在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中文书籍。米怜考察了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两种生产方式，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文这种象形文字来说，活字印刷是一种不经济的印刷方式。[1]

　　米怜的分析来自三个方面。(1)活字印刷的铸字成本。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需要铸造26种字模(为了计算方便，先忽略标点)；中文常用字有几万个，要把中国文字铸造成金属活字，铸字的成本远远高于字母文字。(2)排字工的生产效率。每排一个字，英国排字工是在26个字模中选1个；中文排字工则是在数万个字模中选一个。中文字模经常摆满一面墙，甚至一个房间，排字的工作效率太低了。(3)劳动力成本。中国雕版的刻工很多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包括女人和小孩，他们唯一会做的工作就是按照原稿的样子进行刊刻，工资极其低廉。要把这些文盲刻工培养成能认识、区分数万个汉字的排字工人，培训的年限、投入的成本巨大。而且，一个能识别上万个汉字的中国人，最好的出路是参加科举，而不是从事排字这种简单劳动。综合几方面的因素，在当时的情境下，就中文图书印刷而言，雕版印刷更具有成本优势。[2]

　　尽管如此，米怜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雕版印刷的不足：由于生产周期长，雕版印刷“似乎不适合印五花八门的临时印刷品”[3]。这类临时印刷品包括招贴、方志、告示，以及新闻等。当然，也不支持现代报纸——这种每天、连续出版的“临时”印刷品——的印刷出版。

　　米怜对这两种印刷方式的比较，在我们眼前展现了19世纪初英国、中国两种全然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

　　19世纪初的英国，早已普及了活字印刷技术。英国第一个活字印刷厂是卡克斯顿于1476年创办的[4]。1621年，英国最早的报纸《每周新闻》出版[5]；1665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创办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通讯》[6]。机印书、日报、学术期刊共同营造出一个学习知识(经典图书)、获取消息(报纸)、分享新观点(学术期刊)的社会传播图景。在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下，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阅读物数量，英国知识分子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数量、内容、新思想的交流平台等，跟当时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对于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对于科学创新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进化论的提出、电报和电话的发明，都出现了两位以上研究者争夺发明权的现象，就说明了信息传播、思想交流对激发新思想，推动创新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反观19世纪初的中国，图书出版仍然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由于图书出版效率低、周期长，当时的出版物主要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四书五经”等图书，供参加科举的学子们使用。精研古典图书属于一种向古人学习的时间“纵向”维度的知识消费行为。由于缺乏日报、期刊等连续、快速出版物，无法进行“横向”维度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交流，当时的中国如同一坛“死水”，缺乏生长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土壤”。假如我们借“上帝之手”把达尔文从19世纪的英国“拎”出来“放”到19世纪的中国，在这个“死水”一般的传播生态环境中，他很可能也会去参加科举考试，头脑中绝难出现“进化论”的思想苗头。

　　19世纪初中、英两国这种完全不同的传播生态图景，对于两国近代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等，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有资料显示，17世纪伦敦男子的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全国平均识字率达30%[7]。过了300年以后，到了20世纪初中国才“废科举，兴新学”，开始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到20世纪中叶的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还在80%以上[8]，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对两个国家教育、人口识字水平带来的影响。

　　对19世纪初中、英两国社会“传播生态图景”的简略横向比较，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印刷技术所构建的“社会传播图景”作为一种环境变量，对近代两国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差异的解释力。进一步，如果我们把“社会传播图景”这一分析，运用到教育史的纵向时间维度上，通过比较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社会传播图景”，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教育史分析框架呢？

　　二、现代传播革命与历史研究的变革

　　(一)史学研究的危机和媒介技术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危机，史学研究典范遭遇动摇，历史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范式变革。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王汎森教授在一次专题讲座中[9]，对19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回溯和分析。

按照他的梳理，19世纪出现的兰克史学典范，在20世纪遭遇颠覆，挑战主要来自历史学以外的领域，例如福柯等哲学家，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其他学科门类。受这种思潮的影响，20世纪历史学的研究出现过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年鉴学派提出研究历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还应有长时段、中时段的思考。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甚至认为，历史上的事件和人都是泡沫，最重要的是结构[10]。这种整体史的研究观念对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次是20世纪最后20年，这次当红的是新文化史。新文化史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许多我们研究的经典在当时都不是经典。所有的领域，包括性别、身体、疯狂或正常、有罪或无罪的看法，都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都随时代和社会变迁而变化。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视野从宏大进入到微观，从大历史观念进入到小历史的视角，出现了日常生活史、阅读的历史、妇女史、身体的历史、历史叙事研究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基于大数据研究的发展，《历史学宣言》呼吁重回“新的长时段”[11]，数字历史[12]、历史动力学[13]、地理学与历史学未来[14]等新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出现，一批生物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等跨界进入到历史研究领域，他们把人类历史乃至于世界看作是一个受复杂因素影响的、动态变化的整体系统，试图通过广泛收集各类历史数据，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研究和发现历史变化的规律。

　　对于历史学研究在20世纪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历史学家主要还是从观念的角度，解释这种变革。他们更关注历史学科的命运。然而，跳出单一学科的藩篱，从社会总体传播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忽视19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波又一波传播技术的革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电报，以及后来的摄影机、留声机、电影、广播、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等。这些技术既改变了历史事件中的人的行为和思想，同时也改变了历史研究者的记录方式和研究工具。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不是从历史学家脑袋里冒出来的“观念”，而是受到了传播技术所带来的记录、数据积累、分析工具和表达体裁的影响。

　　历史研究的最大特征是“非现场性”。历史学家往往需要隔着很远的时空距离，通过分析文字记载、文物以及其他材料，认知和还原特定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研究必然受到记录手段——媒介技术的制约。即使描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历史学家的感知也只能代表一面之词。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上帝视角，全方位、全时序地观察和记录一件事完整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历史学家必须依赖大量不同时代、不同媒介、不同视角的记录，才能还原历史的基本事实。

　　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录之间存在的这种永恒的矛盾和张力，是历史研究面临的永恒挑战，也表明记录和表达手段的不断变化——媒介技术创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断发展的空间。历史上的事件发生了，过去了，消失了，它曾经存在过，它就在那里，它不会争辩真实不真实。只有当历史事件，被当时的人，被后来的人，用符号记录和表达出来，传播给更多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关于“真实”与否的争论。“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符号化的记录和表达”之间永恒的矛盾和张力，是分析史学研究(以及其他研究)范式变革的起点。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历史滥觞于口传时代的《荷马史诗》，诞生于手工书写时代希罗多德的《历史(希波战争史)》[15]。在荷马和希罗多德之间，恰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从口传到书写，从耳到眼，从稍纵即逝到可以反复阅读和比较。口头语言和手工书写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史学研究“范式”。

　　口传时代依靠听和说作为主要的交流手段。荷马依靠记忆作为记录工具，记忆不可靠，遗忘不可避免。为了避免遗忘，他把听来的故事用“套语”编织成诗歌[16]，以传唱的形式传播，因此形成口传史诗格式的“历史故事”。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已经进入到手工书写的传播环境，他用字母文字和莎草纸作为历史记录和研究的工具。在多年的游历中，希罗多德把口头传说记录在莎草纸上，积累了大量素材。晚年他就可以对大量的书写记录，进行反复的阅读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种材料相互印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希罗多德因此也被称为“历史之父”。从口传到书写——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传播环境，使史学研究从荷马的神话范式进入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范式。由此可见，媒介技术带来的不同记录、分析和表达手段，对于历史研究有着怎样的显著影响。

　　事实上，每一次媒介技术创新①，都为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记录、表达和传播手段。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所说，每一次“传播革命使科学数据的采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17]。图1以口头语言、手工书写、互联网为例，呈现了三种不同的“媒介技术与记录符号与表达”的对应关系。

图1 媒介技术vs.记录符号与表达

　　历史研究所依赖的记录、分析、研究工具的差别，对历史研究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王汎森先生在讲座中谈到，19世纪兰克的历史研究理念是“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20世纪的历史学家“要求历史的客观与严谨和兰克是相同的”[18]。从内在的理念和目标来看，他们都想要描绘真实的历史。但是，由于能够获得的素材的数量和类别的差异，他们所形成的历史认知框架、对真实历史的还原能力，出现了天壤之别。

　　19世纪，兰克提出的史学典范，跟他获得了教会的(纸质)宗教档案有很大关系。之后，随着摄像机的发明，照片替代绘画，成为保存历史场景的主要手段②。与绘画相比，摄影记录在成本(包括人才培养和时间等)上具有巨大的优势。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关于各阶层人、各类生活场景的照片记录大量增加。20世纪以后，随着报纸的大发展，广播、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不仅留存下来大量声音、视频资料；而且保留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泛、密度更高的人类生活记录，反映了从国王、总统，到掏粪工、售货员的各种工作、生活场景。这些素材不仅记录了伟人的思想，还大量描绘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群体行为。在获得了比兰克更多样、更复杂的研究素材之后，历史学家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些纷繁、复杂的素材，难以纳入到兰克(基于书写材料)所建构的历史研究框架中！他们不得不创建更复杂、层次更丰富的历史解释模型；必须使用新的研究分析工具和表达方式，才可能把微观细节和“长时段”的历史架构融为一体。他们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和超越，是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一种历史必然！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讨论一下思想的产生与社会传播图景之间的关系。思想到底是先验地产生于伟大人物的头脑中，从而指导社会群体的行为？还是它本身也是社会过程的派生产物？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卡尔·曼海姆认为：“独居在书房里的研究和对印刷品的依赖使他们只能获得社会过程派生出来的观念。”[19]罗伯特·默顿在评论勒庞的《乌合之众》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说：“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未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国人塔尔德表达过一样。”[20]他们的观点，呼应了前面对19世纪初，中、英两国社会传播图景的比较。

　　综上所述，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媒介技术所建构的社会传播图景对于我们全面地认知曾经发生过什么，以及如何“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具有显著的影响。在讨论历史研究的危机和变革时，不应该忽视媒介技术的作用。媒介技术所提供的“长时段”框架，为我们分析“历史研究”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值得思考的新视角。

　　(二)媒介技术：一种“长时段”教育史的分析视角

　　作为历史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领域，教育史承袭了历史学研究的传统观念，主要研究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教育观念的变革。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研究遭遇危机，教育史研究也面临挑战[21][22]，学者呼吁要“冲破藩篱”，重建教育史的研究[23]。近年来，受20世纪历史研究变革的影响[24]，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史研究者也在不断开拓本学科的研究疆域[25-28]，国内教育史研究者也提倡从叙事范式与历史感知[29]等新的研究方法，从新文化史[30][31]、教育生活史[32]、教育身体史[33]等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创新和探索教育史的新的出发点[34]，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35]。但是，从媒介技术的“长时段”视角，开展的教育史研究还不多见③。

　　媒介技术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来自多个方面。首先，由于大多数知识的传承和教学，需要依赖媒介技术，所以，媒介技术对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人类教育实践、制度和组织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媒介技术营造出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形成了不同的舞台或者背景，历史上的教育思想、制度和组织，都应该放置到不同的背景结构中，重新审视和思考[36]。其次，教育史研究本身，也受到媒介技术所提供的记录、分析、表达手段的制约。这一点，对于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对于迎接基于“大数据”的新的教育史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再次，教育所培养的公民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降低了社会互助、协作的信任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充当了人类社会大规模协作的“认知基础设施”。在互联网所营造的全球传播生态图景下，“买全球、卖全球”的现状表明，人类合作的范围早已超越了国家的地理疆域，交流的密度和频次空前高涨。从媒介技术的“长时段”结构来看，今天所发生的国际争端，实质上正在重演大航海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思潮、不同利益的相互遭遇和相互碰撞。教育不仅要回应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要求，还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求同存异，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新理念、新价值观，培养具有相互协作、相互信任的观念基础的世界公民。所以，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也正在“塑造”未来的教育史！从媒介技术“长时段”视角分析教育史，是一项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重新理解过去，连接未来的学术使命！

　　从媒介技术所构建的社会传播图景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教育史，需要借鉴媒介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郭文革对于媒介环境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提出西方历史上主要经历了口传时代、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5种媒介技术变革，中间间隔100多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37]，如图2所示。在两次变革之间，社会传播生态图景基本稳定，形成了一种比较清晰的教育史的“长时段”分析结构。

图2 长时段：媒介技术与教育变革[38]

　　从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视角来看，“长时段”结构影响了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人类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似乎也支持布罗代尔的观点。西方历史上两次重大的文明/教育发展，都处于媒介技术发生变革的历史时期。(1)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处于希腊从口传到手工书写的媒介技术变革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出现了正式的教育组织——学园。(2)15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等，又正好发生在从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的媒介技术变革阶段。这些历史关键节点上发生的“大规模思想运动”表明，人类文明和教育的大发展与媒介技术变革在时间上存在显著的相依关系[39]。以媒介技术“长时段”框架考察人类教育活动的产生、发展和变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教育史分析框架。

　　(三)以媒介技术作为教育史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媒介环境学家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戈夫曼“舞台论”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场景理论。他指出，戈夫曼分析的是人“在不变的背景中”的动态行为，即人在动，但背景不变；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核心是——背景变了[40]。新场景理论则是研究在电子媒介环境下，即“背景变了”以后，人的社会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借用梅罗维茨的框架，我们也可以说传统教育史是“在一个不变的背景中”——印刷技术环境和学校教育框架下，研究教育和教学的组织行为模式。教育史“将学校与教育混为一谈”，“把适用于150年历史现象(即正规的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体系)的概念套用到更为漫长的历史[41]，无法写教育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基于媒介技术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把人类教育史分别放置到口头语言、手工书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5种不同的背景中，重新思考和分析人类教育的发展演变史。

　　媒介技术变革，怎么会引起教育和社会的变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所谓交易成本指的是达成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信息获取成本，就是一项重要的交易成本[42]。经济学著名的供求法则，前提条件就是“供应信息”和“需求信息”的相互握手。没有供、需信息的握手，就无法达成一项交易。互联网时代零售业从实体商城到淘宝网店的变革中，就凸显了交易成本的威力。

　　“交易成本”同样存在于知识生产和教育教学中。一种媒介技术所建构的社会传播图景，同时改变了知识生产、个人知识消费、教育组织等不同层次的“交易成本”。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每一次“传播革命使科学数据的采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43]，数据的采集方式、准确性、数据量都被改变了，从而导致了知识生产范式、知识表达，以及知识供应和流通方式的变革。从个人角度看，图书和纸张供应的丰裕程度，改变了一个人获取信息的难易度和数量，进而改变了他受教育的交易成本。从教育组织的角度看，在中世纪羊皮纸和图书都属于稀缺的奢侈品的情况下，教育服务的供应只能是小众的，大规模的现代学校制度只能是奢望。

　　综上所述，媒介技术变革使得人类协作的“背景变了”，引起了普遍的“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引起了知识生产、个人受教育机会和教育组织模式等，都随之发生了变革。

　　三、从媒介技术“长时段”视角，分析教育的历史演变

　　下面，我们将从口头语言、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44]等五个阶段；从表达符号、载体和复制等属性；以及记录、复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传播特征等方面，分析5种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下，人类所身处的社会传播图景，以及教育实践的发展脉络。

　　为了形成对比，我们首先描述一下口头语言出现之前的社会传播图景。在口头语言出现之前，关于地球起源和演变的事实，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因此形成了大量“未解之谜”。今天，人们对“史前(有文字记录之前)”文明的研究，主要依赖考古发现。假如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安装着一台摄像机，以上帝视角、全知全能地、持续记录地球演变发展的全过程，那么，地球起源和人类演化的过程就会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眼前，不存在那么多未解之谜了！

　　从口头语言这种媒介技术的出现开始，人类逐渐积累起关于自然、关于人类发展的一系列“记录”。然而，由于每一种媒介技术在记录准确性，记录广度和记录深度等方面，存在性能差别，对当时的人类交流协作以及后世的历史研究，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一)口传时代

　　口传时代的媒介技术特征：(1)依赖人的声带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声波组合而成的语音符号，作为记录和表达的符号体系；(2)依靠人脑记忆；(3)依靠师徒口承心授，来复制内容，形成多于1个的“副本”，进行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口传时代的社会传播图景：同时在场，开口即逝，“记录(记忆)”不准确，内容再次复述时会走样。

　　口语修辞首要的目标就是避免遗忘！带有韵律的吟诵诗歌，就是一种辅助记忆手段，它是口传时代主要的表达体裁。荷马这类吟诵诗人掌握的技艺就是用一些“固定的反复使用的套语”、把所要表达的内容装配成诗歌[45]！口传时代主要的社会传播媒体就是吟诵诗人的演唱！古希腊、罗马盛行的口语演讲——严谨的、带有理性色彩的口头表达，已经是文字和书写出现以后的事情了。

　　口语不支持远距离传播！因为“口信”很难像书信那样被“封装在信封里”，依靠信使进行远距离异步传送。在“十里不同音”的口语时代，以记忆和口语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就像传话游戏那样，传不了几次，信息就已经面目全非了。这样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决定了当时的人类社会还处于“休戚与共的小部落”状态，还没有形成“巨大而复杂交往关系的”[46]社会。

　　口头吟诵诗歌是人类最早的文学作品[47]，最早的历史记录，也是最早的识字课本[48]。然而，它也是一种不可靠的记录手段！吟诵诗歌在一次次口头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原本对事实的记录，逐渐变成故事，后来又变成了神话。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相信神话所描述的是真实的事情。一直到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按照《荷马史诗》提供的线索发掘出特洛伊古城的时候，人们才发现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中竟然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事实。

　　口传媒介所建构的这一社会传播图景、知识生产图景，对于当时的教学方式和教育组织都形成了明显的制约。那时候活着的每一个人，对世界的最大限度的了解就是他们身处的小部落和小环境。教育主要是家庭内部的生存培训。吟诵诗人不定期地在聚会中吟唱，就是最早的公共教育。

　　(二)文字和手工抄写时代

　　公元前8世纪，随着希腊字母文字的成熟，希腊人进入书写时代。手工书写的媒介技术特征是：(1)依靠希腊字母文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符号体系；(2)文字写在莎草纸上，依靠一种外在的记录手段来保存；(3)依靠抄书匠的手工抄写复制内容。与口传相比，手工书写在营造社会传播图景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1)飘忽不定的口头表达被锁定在莎草纸上，可以反复审视和阅读；(2)内容可以写成书信，通过信使进行远距离传送，扩大了社会协作的范围，也使大范围的资料积累成为可能；(3)从吟诵诗人的口头传唱到书面记录，实现了内容与“作者”④的分离。通过抄书匠的抄写，可以形成多个“副本”，广泛传播。希腊人终于有了第一本公共读物《荷马史诗》。然而，与后来的印刷技术相比，手工抄写又有明显的局限性：(1)莎草纸、羊皮纸的供应有限，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这种稀缺的书写材料。(2)依赖手工抄写“出版”图书，出版效率低。一本经典的羊皮手稿，甚至需要耗费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⑤。(3)手工抄写容易出现笔误，很难找到两本完全一样的手抄图书。而且，由于抄工画图能力参差不齐，地图/解剖图等多次复制之后，会出现严重的走样。这些特征合在一起，形成了手工抄写时代特有的社会传播图景。在这一传播图景下，早期诞生了古希腊、古罗马辉煌的文明；中后期，又引起了希腊文明的失落和复兴。

　　飘忽不定的口头诗歌被锁定在莎草纸上以后，可以反复阅读、审视、相互比较和验证，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知识生产的“范式”革命。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20多年的游历中，把大量口头传说转录在莎草纸上。他晚年安居意大利南部的时候，通过反复阅读、审视和比较，撰写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历史》。他基于书写和阅读的工作方式，提出的多方验证的历史研究“范式”，影响至今。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组织上千个年轻人，带着昂贵的莎草纸，到地中海沿岸搜集当地的口头传说。在短时间内，就汇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通过对文字资料的反复研读、分类等，他对当时的158种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49]他组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究，这在口传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从口传到书写的变化影响了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埃里克·哈弗洛克对希腊文化从口传到书写的研究显示，早期的莎草纸文本，如《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历史》的上半部等，还带有鲜明的口头吟诵诗歌的修辞特点。到了柏拉图的时代，文字书写已经“内化”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基于“口语形成的思维”是积累的、冗余的、丰饶的、有人情味的和参与性的；基于“文本形成的思维”是分析、精确、抽象、视觉、静止的思维。后者体现了柏拉图哲学“理念”世界的特点[50]。

　　到了公元前399年，雅典已经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手抄书交易市场，为阿卡德米学园、吕克昂学园等学校教育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以公元前399年为界，苏格拉底的“教育技术”还主要是口头语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教育技术”，就已经是手工书写了。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打通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通道，把人类文明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朋友和下属托勒密一世定都亚历山大城，建设了亚历山大大图书馆和博学园。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几代托勒密国王持续投入巨资，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当时世界的学问；并招募当时世界最好的学者，在博学园开展学术研究。流传至今的很多希腊典籍，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七十子希腊文圣经》等，都是在亚历山大城修订、出版的。这是人类历史早期最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全人类知识的伟大创举！之后，由于战乱及基督教—神教的发展，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博学园的学者被遣散，好不容易花费巨资搜集的图书资料大多数散佚和被毁[51]。公元8-10世纪，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在巴格达修建智慧宫，开展“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人当时已经学会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在巴格达开办了造纸厂，这是他们比希腊人优越的地方。但是图书的复制还是采用手工抄写。所以，阿巴斯王朝搜集和整理人类知识的事业，几乎完全重复了亚历山大城的工作：历经数代，耗费巨资，在能够抵达的世界范围内，搜集散佚的图书、材料，汇集人类知识；并组织智慧宫的学者，整理和发展人类知识[52]。阿拉伯人在数学、炼金术、天文学、地理学、航海等方面，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巴格达智慧宫代表了手工书写时代，两次重大的文明发展。

　　然而，由于莎草纸数量稀少，手工抄写效率低下，图书供应不足，要想把雅典的学园教育推广到更大的人群，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韦尔斯说，亚历山大城在取得丰硕的知识成果的时候，竟然很少或几乎没有影响周围的政治和人民思想和生活，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和博学园……只是一盏与世隔绝的阴暗灯笼中的孤独亮光罢了[53]。

　　另外，由于欧洲人使用的是一种表音字母文字，再创造一套文字的成本很低⑥。随着罗马字母的扩散，以及西里尔字母文字、阿拉伯字母文字的出现，中世纪的欧洲被方言和字母文字分割成了多个子传播系统。能读懂希腊文的人越来越少，希腊典籍主要集中在东方的拜占庭。由于不认识希腊文，欧洲人竟然把阿基米德羊皮手稿的文字擦去，重新书写其他的内容[54]。中世纪的欧洲被地方方言和不同的字母文字分割形成了复杂的传播图景，这可能是导致希腊文明在欧洲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书写技术的不断扩展，手工书写时代的教育从雅典扩展到了亚历山大城、巴格达等多个核心节点城市。12世纪中叶中国造纸技术传到欧洲以后，打破了羊皮纸稀缺昂贵的局面，提供了更丰裕的“书写机会”，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到了15世纪中叶，在巴黎大学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繁荣的手抄书行会，为大学教师和学生，供应图书和书写材料。

　　(三)印刷技术

　　15世纪中叶，随着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西欧进入了印刷技术时代。印刷技术的媒介技术特征是：(1)采用字母文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符号体系。早期主要使用拉丁语；后来，随着通俗语图书和报纸的发展，逐渐转向了英语、法语、德语等民族语言文字。(2)人造纸替代羊皮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3)使用古登堡活字印刷机出版图书，可以快速复制出大量一模一样的图书。不仅图片精准不差，而且每一个字都出现在同一位置。后来更是出现了页码、目录和索引等新的要素，图书逐渐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印刷技术在欧洲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传播图景：每个人想要读，都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机印书；每个人想写，都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人造纸。报纸、期刊等连续、快速出版物的发展，让当时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欧洲人，一年获得的“信息总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生可能获得的“信息量”。印刷技术一扫中世纪欧洲的沉闷气氛，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传播生态图景，为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等，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条件。

　　第一本被印刷出来的图书是拉丁文版的古登堡《圣经》。很快，其他的印刷商也开始出版各种语言文本的《圣经》。据丹尼尔-罗普斯估算，从印刷机发明到1520年，“拉丁文《圣经》出了156个版本，德语译本出了17种，还不算手抄本，估计……超过了一百种”[55]。在短时间内不同羊皮手稿的大量、密集出版，把手工抄写中的讹误、错漏、矛盾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影响了《圣经》的神圣性。在挖掘和翻译“古三语”《圣经》的过程中，产生了字典、词典等大部头工具书。在翻译出版多种语言《圣经》的过程中，积累了各语言的“字钉”，为后来报纸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报纸这种快速、连续出版物的出现，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异步、“同时”、持续接受信息的大众传播形式，为民族语言的诞生，以及民族、国家等“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教化”途径。

　　印刷技术带来了新的数据采集、表达和传播方式，促进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发展。哥白尼生活在印刷时代，他不用像前辈天文学家那样，到处游学、搜集和抄写天文资料。他很容易搜集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观测资料，有大量的时间阅读和思考，并注释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艾萨克·牛顿通过购买和从图书馆借阅的方式，收集了从欧几里得到笛卡尔的全部数学书籍，通过读书自学，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创立了微积分[56]。

　　机印地图完美地诠释了精准印刷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手工抄写时代，地图在一次次重复抄写中，逐渐变形、失去了导航的作用。印刷机出现以后，印刷商四处搜罗古代地图，并大量出版。这些版本顺序混乱、讹误百出的中世纪地图出版以后，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引起了关于读“自然之书”还是读“文字之书”的大争论。然而，机器印刷的快速连续出版模式，为修正错误，收集更全面的地理信息，提供了一种新机制。1492年，哥伦布出发的时候，还是拿着托勒密绘制的旧地图。16世纪以后，奥特利乌斯、约翰·布劳和洪第乌斯的印刷所变成了大航海时代“世界级的搜集整理资料的中心”。奥特利乌斯恳请读者提供批评和建议，并补充《世界地图集》未覆盖的区域。“《世界地图集》很快就重印了几次。……不到三年，他就收到许多新地图，于是他增加了17幅地图作为附录，稍后又将这些新图融入《世界地图集》。”[57]依靠快速大批量出版和持续反馈(把最新地理发现汇集到一张“地图上”)，人类终于拥有了一张完整、清晰的世界地图。机印地图对于明确世界各地的边界，统一地名，增强人们的边界意识[58]等，提供了清晰、准确、一致的信息。

　　17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定期、连续出版的学术期刊⑦，这种连续出版物把分散的科学家连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持续的分享、交流机制，使分散的学术精英能够相互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另一个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不是再次重复)，大大加快了新知识、新发明的创新和扩散速度。近代以来，进化论的提出，无线电、电报、电话等新发明，几乎都是由两位或两个团队的科学家接近同时完成的，就证明了由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所营造的这个“思想市场”对创新的重要意义。

　　随着机印书的大量涌现，出现了一种新的学习场景：一个人向一本不会说话的书学习！书不会动态回应学生的问题！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学习场景，彼得·拉米斯提出一切“学科”的教材的范式：首先是冷冰冰的学科定义和分类，由此再引导出进一步的定义和分类，直到该学科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解剖殆尽，处理完毕[59]。教科书开宗明义，告诉读者“我”只谈“这个定义的问题”。至于其他问题，请阅读其他的书。久而久之，知识被分门别类地分派进了不同的图书、不同的学科，形成了今天复杂的专业分工和“专门”人才培养体系。

　　教师和学生人人都有一本标准化的教科书，老师和学生人人都有充足的人造纸这两个条件，是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现代学校制度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如果退回到手工抄写时代，班级授课制和现代学校制度都是无法想象的。

　　(四)电子媒介：以广播电视为例

　　从19世纪30年代电报的发明开始，人类进入了电子媒介时代，代表性的媒介包括电报、留声机、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技术特征：(1)采用两套符号系统。一种是跟人的感官接触的表意符号系统，包括文字、数字、图表、声音、视频等；另一种是存储和传输状态下的模拟电信号。(2)记录的载体早期是唱片，之后有了盒带、光盘等。(3)通过无线电波，进行一对多的大范围传播，在用户场景下，产生多个“副本”；也可以用刻录机等复制声音和录像。

　　电子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1)电信号的传播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30万公里/秒，信息传播首次摆脱了人走、马跑、车行等交通工具的束缚。BBC纪录片《天才发明》介绍，1840年从英国邮寄一封信到印度，2年后才能得到回信。1850年电报发明之后，一去一回的信息传递只需要4分钟。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2)电子媒介的传播范围超越了国家的疆域，声音和影像可以覆盖世界绝大多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丘吉尔和希特勒的广播演讲，肯尼迪的电视辩论等，都是利用现代大众媒介推行治国理政观念的典型案例。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尤伯罗斯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让濒临困境的奥运会起死回生，也为世界大型体育赛事创造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可口可乐、富士等原来的区域性大公司，通过竞买奥运会赞助权和广告，迅速把生意推广到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巨型公司。

　　以模拟电信号为基础的电子媒介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对多的单向传播，制约了电视对教育的变革。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华罗庚等大师的教学可以采用一对多的方式，向全国广播。但是，学生的作业、答疑，就必须回到传统的纸笔书写、面对面口头交流模式。电视写作和表达的机会属于采/编/播/编/导/演等“专业工匠”，带有明显的工匠书写色彩，有点似于手工抄写时代的抄书匠。广播电视对教育行业最大的影响是出现了广播电视大学。1969年，英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广播电视大学——英国开放大学。1979年，邓小平直接批示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BBC、Discovery、History Channel、CCTV为代表的纪录片，以芝麻街、Barney Friends为代表的教育电视节目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预示着教育将走出学校的围墙，扩展到更多的空间。

　　(五)数字媒介：以互联网为代表

　　互联网的媒介技术特征是：(1)采用两套符号系统。一种是跟人的感官接触的表意符号系统，包括文字、数字、图表、声音、视频、游戏、VR等；另一种是存储和传输状态下的数字电信号。(2)记录的载体是硬盘、网络服务器等芯片。(3)通过拷贝、粘贴来复制内容。

　　由众多的网络服务器构成的互联网，就像是一张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大纸”。一个人只要能够联网，就可以随时写、随时读，这就打破了电视时代“工匠书写”的局限性。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出书、出版杂志，开设一个视频节目频道。随着报纸、电视、图书、音乐、戏剧、教学讲授、社群等原来依赖不同载体、不同渠道的应用，逐渐转移到网上，互联网变成了一种融合的、相互争夺观众注意力的新型社会传播平台。

　　互联网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始自于“科学数据的采集和汇集的新机制”，今天被热炒的“大数据”概念，就是这种新机制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与以往媒介技术相比，互联网的数据采集具有以下特点：在各项人类事务发生的同时，网络服务器同步、自动、持续地记录、采集数据。以淘宝商城为例，在零售业务发生的同时，服务器“同步、自动、持续”记录交易过程数据，包括买家是谁、卖家是谁、买了什么商品、买了几件、价格是多少、从哪里邮寄到哪里等。基于这些全维度的记录，在线零售商不仅可以进行产品推送，还可以形成基于“大数据”的商家、消费者信用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蚂蚁金服”这种全新的互联网银行⑧业态。

　　由于“同步、自动、持续”记录，所以可能积累形成体“量”非常大的数据。但是大数据的首要特征是自动、同步记录，而不是数据量“大”。“大数据”正在带来又一次知识生产的“范式”革命。

数据(或素材、资料)是知识生产的金矿！数据采集需要花费成本甚至是昂贵的成本，亚历山大图书馆、阿拉伯“智慧宫”就是两个典型的实例。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学术研究数据主要通过“手工”采集⑨，手工采集所隐含的“交易成本”促成了今天学术研究、社会实践的分工模式。互联网带来的自动记录数据的特性，打破了原有“研究—实践”社会分工的平衡态势，在实际业务过程中积累和掌握了“大数据”的企业，将会在知识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带有持续的时间、空间标识的“大数据”，可以系统地反映社会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动态性对原有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客观知识观念，形成了挑战。为了描述这个动态变化的复杂世界系统，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模型，形成新的世界观念和知识观念，“必须探索主流知识模式之外的其他各种知识体系”[60]，拥抱知识本身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基于“大数据”生产的新知识，可以采用新的视觉化、动态、交互、VR等数字化表达形式来表达。这种新的表达样式有别于纸质图书的表达符号和线性组织结构，属于“原生的数字化资源”，它们已经很难被“装回”纸质图书了。未来互联网上的“原生知识表达”只能通过手机、PC、Pad“阅读”。教学对话的场景也从单一的同时/同地的物理教室，变成了教室、同时/不同地的视频直播系统以及不同时/不同地的异步在线教学平台等多种场景。原先建立在“纸质教材”基础上“以班级授课为核心”的现代学校制度，将会产生系统的解构和重构。

　　四、总结：“长时段”分析框架的意义

　　综上所述，把媒介技术看作一种“长时段”结构变量，分析口传时代、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几种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下，知识生产、知识表达和出版、教育教学等的变革，就形成了表1所示的“长时段”教育史分析框架。

　　以媒介技术作为一种“长时段”结构变量，分析人类教育发展史，为教育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只有把人类教育实践所依赖的“社会传播图景”变革纳入到教育史研究，我们才能写教育史“一如它所发生的”。更进一步，如果为这个“长时段”框架，嵌入更多的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教学教法等微观视角的研究，就可能形成一个立体、动态、多层次、全维度的“数字教育史”研究体系，使教育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代。

　　注 释：

　　①关于媒介技术的定义，见郭文革《教育的“技术”发展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3期第137-157，192页。她提出了可以从“符号、载体、复制、传播特征”等四个方面，定义一种媒介技术。

　　②绘画传统也因为摄影技术的发明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从早期作为历史记录手段的写实主义，逐渐过渡到表达画家主观认知的印象派、野兽派等新的表达倾向。

　　③张斌贤教授于2013年一篇访谈中，阐述了“我设想，有没有可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重新确认教育历史的分期”的观点，详见张斌贤《冲破藩篱，探索新知——外国教育史研究访谈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45页。在此之前，郭文革于2011年发表了论文《教育的“技术”发展史》，按照西方媒介史的5个主要阶段，包括口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提出了一个解析西方教育史的五阶段模型，见郭文革《教育的“技术”发展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3期第137-157，192页。

　　④吟诵诗人会按照现场的情景，随时进行增删、改编等。除了传承人的身份，他们还具有作者的身份。

　　⑤BBC纪录片《奢侈品的历史》第2集以及201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提名的《凯尔经的秘密》，分别介绍了其中的两本。

　　⑥这一点，与中国的象形文字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象形文字体系下，再造一套文字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改朝换代，中国文字一直没有改变。这种媒介技术特征是中国文明历经几千年能够连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⑦1665年创立和出版的法国的《博学者杂志》和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通讯》，是世界最早的两本学术期刊。

　　⑧传统银行只掌握客户现金流信息，基于现金收入(以及部分客户的借贷记录)来评价客户信用。淘宝掌握了客户从建立网店第一天到现在所有的业务数据，因此，可以向淘宝商户提供“无抵押”贷款。

　　⑨问卷星之类的新应用，是流离于正常业务之外的一个环节，本质上是一种技术辅助的“手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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